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人们在创造历史当中可能犯的错误是千差万别的，要想替它开个齐全的目录是办不到的。但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我们也能够把这些错误当中最常见的枚举出来。这些错误是：1.尽管可供选择的道路已在面前，但人们竟会视而不见；2.事实上可供选择的道路本来在两条以上，但人们却定要把它简化而当做只有非此即彼的两条；3.对于这些道路的相对可靠性做了错误的估价；4.最后，作为3项的特殊情况，忽视了我们自己的行动也会影响到道路的选择。所有这些错误加在一起不过是：对于人们控制自己前途的力量有系统地加以低估而已。

—— 悉尼-胡克 《历史中的英雄》

　　因为穷，所以偷，所以值得被原谅。这种逻辑自然经不起推敲，但其中对贫穷的那份感同身受的怜悯之心，却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而且，从生存境遇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卑微的个体出发看待社会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公民意识和济世情怀成长的见证。对此，我们并不能因其“偏颇”而看淡其价值。

　　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裁定：“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 “选择”拘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

　　这是一位网友举的一个例子，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其揭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所谓穷人，不在于穷而在于被抛弃。穷人也没有偷窃的权利，但他们却有免于匮乏的权利。

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稻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

广东学者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曾经描写过一个“倒卖”的实例：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发现竟是从上海运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利润还是为了其他目的，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历来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商学院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企业存在的意义是最大化每股的中期收益。大目前为止，这个论断仍然被奉为圭臬。但是管理界著名的预言家、哲学家查尔斯汉迪，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说，我们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吃饭，那就大错特错了。查尔斯汉迪由此亮出他的关于企业的观点：创造利润是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任务，但绝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利润只是公司的一个手段，是为了更好地、充分地开展工作或制造产品（提供服务），最终目的是让企业发展得更平稳、活得更长久。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时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只不过这次程度有所加重而已。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也就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这个根源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首先，当国际本位货币选择由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的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之间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要求，国际货币本位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是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各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只有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有一种货币可以自由决定其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则有其余n-1各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他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们的货币政策只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因此被称为“外围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外围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的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实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为组成固定汇率区的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该变量称为“外部驻锚”（External An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的几个就都是内生决定的，系统就具有相容性。以法国在非洲的原殖民地国家为基础组成的西非经济与货币同盟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区于1959年成立，至今仍在运行，这两个区域性固定汇率区就是通过引入法郎作为外部驻锚来使得区域内货币系统具有相容性的。n-1问题用“不对称”还是“对称”的办法来解决，是市场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国际经济发展的某种客观结果；同时，由于解决办法的最终选择同国际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相联系，因而为政策上的主观推动留下了空间。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外围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美元继续保持其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经常项目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他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经常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用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可以向世界输出货币，且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用单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而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内在矛盾并没有根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祝丹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 载《比较》第33辑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书摘

〔法〕卢　梭著

李常山 译 东林 校

 

 

他们的纲领是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它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宗旨。在哲学上，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人能够通过科学发现事物的本质，能够发展文化，并保证人们现世的幸福；他们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抱有信心的。但是在政治上，虽然他们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敢于支持民主的主张（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政治权威”条），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看作民主主义者。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保障人民的幸福，只是出于他们的仁慈观点而已。但是，在他们看来，保障人民的幸福不应是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应是“被剥夺了智慧和理智的”（霍尔巴赫的话）贱民的事情。因为伏尔泰等人是资产者，所以他们对于易于骚动的老百姓是怀有戒心的。他们认为建立理性王国应该是少数开明人士的职责。

 

 

“从那时起，我的眼界因为研究伦理学史而大大地展开了。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因此‘什么政府是人们可能有的最好的政府’这一重大问题，我觉得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才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最好二字应从广义方面去理解）人民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另外一个问题很相近，尽管彼此并不相同，即：始终最能遵守法律的政府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政府呢？从这一问题中还可以产生‘法律又是什么呢’？以及一系列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

 

实际上，我所以不应当伤害我的同类，这似乎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感觉的生物。这种性质，既然是人与禽兽所共有的，至少应当给予禽兽一种权利，即在对人毫无益处的情况下，人不应当虐待禽兽。

 

 

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作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

 

 

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我知道有人常常对我们说，没有象原始状态中的人那么悲惨的了；假如，诚然象我认为已经证明了的那样，只在若干世纪以后，人类才有脱离这种状态的愿望和机会，那我们就应当以此来控诉自然，而不应当以此来控诉自然所已造成的这样的人类。但如果我们对所谓悲惨一词有正确理解的话，它或者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或者不过是指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痛苦而言；那末，我很愿意有人能够说明，一个自由的、心灵安宁身体健康的人会遭受什么样的悲惨呢？请问哪一种生活——社会的生活还是自然的生活——最易于使享受这种生活的人终于会觉得难以忍受？在我们周围，我们差不多只看见抱怨人生的人，甚至很多人情愿抛弃自己的生命，即使同时借助于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也几乎不能制止这种混乱。请问，是否有人听说过一个自由的野蛮人会抱怨人生或者想到自杀呢？那么，我们必须以较小的自尊心来判断一下真正的悲惨是在哪一面。相反地，如果野蛮人被智慧所眩惑，被情欲所困扰，总在不同于他自己所处的一种状态上去推想，那才真是再悲惨不过的。

 

 

让我们首先把“爱”这种情感的精神方面与生理方面加以区分。生理方面的爱是人人所具有的和异性结合的欲望。精神方面的爱，则是把这种欲望确定起来，把它完全固定在唯一对象上，或者至少是以比较强烈的欲望来特别喜爱某一对象。因此，很容易看出，精神方面的爱，不过是由社会习惯产生出来的一种人为的情感。妇女们对它尽颂扬之能事，以便建立她们的权威，使本来应该服从的女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情感建立在才德和美丽等一类的观念和种种的比较上；野蛮人不会有那些观念，也决不会作那些比较，所以这种情感对野蛮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野蛮人的思想里，不会构成匀称与调和等等抽象观念，所以在他的心里也不会有什么赞赏和爱慕的情感；这些情感尽管人们不自觉察，总是从这些观念的运用中产生出来的。野蛮人仅只听从天然气质的支配，而并不听从他尚未能获得的爱好的支配；任何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同样合适的。

 

 

自然在给人分配天赋时，即使真地象人们所说，往往厚此而薄彼，但是在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的环境中，那些得天独厚的人们，因受到自然偏爱而获得的好处，对于别人又有什么损害呢？在没有爱情的地方，美丽有什么用呢？对于没有语言的人，才智有什么用呢？对于不互通交易的人，狡诈有什么用呢？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在卢梭的观念里，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此而造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后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这时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就产生“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权力机关”是通过一项社会契约而建立的。

 

1.         选择一些专业小规模市场，始终炒作它们。

2.         将自己对市场的认识建立在信息杂烩基础之上，这些杂烩包括流言、谣传和熟人或者出租车司机的建议。

3.         高度重视自己喜欢听的话。

4.         曲解信息，使它们适应你的所为。

5.         当邻居和所有人都似乎在买进时你也买进，当市场已经崩盘时你才卖出。

6.         没有人喜欢在市场外观望，尤其是卖空。由于这个理由，绝大多数时间你都认为证券市场会上涨。

7.         你确信已经收到很多零碎的信息，但是永远不是全面的信息。

8.         根据价格的偶然变化（在计算机屏幕上或股票行情上）采取行动，而不是对图形的全面分析。

9.         从来不确定任何形式的风险策略，不抓住大机遇。

10.     仅仅一个星期就退出所有长期投资，原因是已经获利……

11.     ……如果亏损，就守住短线投资……

12.     ……并且美其名曰“长线投资”。

13.     或者当事情如愿以偿时，使用倒金字塔形交易方法。此时，当趋势下跌时，你不断买进股票以“摊低成本”。

14.     无论市场是出于趋势市、成交密集区还是转折市，都使用同一种操作策略。

15.     当市场与你作对时，不断地改变止损值，因为你一直在做反转的美梦。

16.     更多地听信别人的意见，而不是事实。

17.     使用市场价格，而不是基本价值作为你的判断标准。

18.     利用对冲隐瞒损失，而不是壮士断腕。

19.     孤立地看待每一项投资活动。

20.     忘记了这是世界上最艰巨的市场。

 

——拉斯×特维德《金融心理学》

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日本（1993）	2.38%
西班牙（1997）	2.55%
德国（1998）	2.70%
埃及（1997）	3.06%
土耳其（2000）	3.20%
波兰（2000）	4.06%
罗马尼亚（1999）	4.09%
英国（1999）	4.19%
韩国（1997）	5.06%
印度尼西亚（1999）	5.10%
泰国（2000）	5.20%
墨西哥（1999）	5.28%
印度（2000）	6.30%
荷兰（1997）	6.40%
法国（1997）	6.50%
澳大利亚（1998）	7.03%
加拿大（2000）	7.10%
俄罗斯（2000）	7.60%
乌克兰（2000）	8.52%
阿根廷（2000）	9.13%
美国（2000）	9.90%
巴西（1998）	14.16%
中国（2003）	19.03%
意大利（1999）	23.09%

1821——1913年英国和法国的保护主义
关税收入占净进口价值的比率
年份	英国	法国
1821—1825	53.10	20.30
1826—1830	47.20	22.60
1831—1835	40.50	21.50
1836—1840	30.90	18.00
1841—1845	32.20	17.90
1846—1850	25.30	17.20
1851—1855	19.50	13.20
1856—1860	15.00	10.00
1861—1865	11.50	5.90
1866—1870	8.90	3.80
1871—1875	6.70	5.30
1876—1880	6.10	6.60
1881—1885	5.90	7.50
1886—1890	6.10	8.30
1891—1895	5.50	10.60
1896—1900	5.30	10.20
1901—1905	7.00	8.80
1906—1910	5.90	8.00
1911—1913	5.40	8.80
Ha-Joon Chang(常河俊)抽调梯子——自由贸易的真实历史